在MBA鋪天蓋地的今天，《紅樓夢》居然與《韋爾奇自傳》一樣引起管理界的重視。例如，中國家電行業的領袖人物倪潤峰就特別欣賞王熙鳳的管理才能，同時也指出王熙鳳存有權威性不足的弱點。事實上，曹芹在《紅樓夢》中提供了兩種不同的管理模式，塑造了兩種不同的管理權威：一是貪婪集權型，主要以王熙鳳爲代表；二是創新分權型，主要以賈探春、薛寶钗爲代表。王熙鳳是貪婪集權管理者代表
　　我們先來看看王熙鳳的“管理權威”的屬性。應該說，在協理甯國府時，王熙鳳最出色地表現了她的管理才能。首先，王熙鳳對甯國府做了一次家族診斷。她極其尖銳地指出，甯國府存有“五大弊病”：“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列專管，臨期推诿；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管束，無臉者不能上進。”針對這五大弊病，王熙鳳一到甯國府，就發表了措辭極其強硬的就職演說：“既托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妳們嫌了。我可比不得妳們奶奶好性兒，諸事由得妳們。再別說妳們‘這府裏原是這麽樣’的話，如今可要依著我行。錯我一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清白處治。”根據這一思路，王熙鳳開始制定規則，按崗定編，強化監管。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甯國府的面貌立刻改變了。由此可見，王熙鳳的權威性確實是很強的。然而，同樣是這個王熙鳳，在給賈母理喪時卻出乎意料地陷入“權威性不足”的泥潭困境。
　　她既調不動人，也調不動錢，只得哀求衆人：“大娘嬸子們可憐我吧！我上頭挨了好些說，爲的是妳們不齊截，叫人笑話。明兒妳們豁出些辛苦來罷！”這是因爲，王熙鳳的權威主要依靠賈母和娘家做靠山。一旦靠山倒了，王熙鳳的權威便馬上土崩瓦解。其次，王熙鳳肆無忌憚地以權謀私、行賄受賄、盤剝衆人，在賈府上下積怨極深，毫無人緣。在《紅樓夢》裏，王熙鳳的下場實際上是最慘的，這是完全符合曆史邏輯的。賈探春是利益爲重的積極改革者。
　　在《紅樓夢》五十六回中，曹芹以一個章回的篇幅，完整地描繪了發生在大觀園裏的經濟改革故事，並塑造了與王熙鳳完全不同 的管理權威賈探春、薛寶钗。
　　爲了克服賈府的經濟危機，賈探春憑借自己對當時正處于萌?狀態的市場經濟的敏感，富有創意地推出了一個全新的改革舉措：
 采用公開競標的方式，把大觀園分包給園中的老媽媽們。這樣一來，一個消費性的大觀園就被改造成了一個生産性的種植園，捉襟見肘的賈府經濟也因此找到了一個新的生長點。
　　但薛寶钗的改革理念又超越了賈探春，它包含了對于單純商業利益的理性超越。例如，賈探春只看到承包的種種好處：“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至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成年家在園中辛苦；四則也可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余，以補不足，未爲不可。”薛寶钗卻考慮到承包可能産生的負面影響。她清醒地意識到，能夠直接承包並得到好處的只是少數人，大多數人心裏仍是不服的。如果不考慮大多數人的利益，那麽承包就可能因得不到大多數人的支持而遭遇種種意想不到的挫折。因此，薛寶钗建議，承包者年終時拿出若幹吊錢來分給也在園中辛苦的老媽媽們，讓她們也能分享改革的成果。她對承包者說：“還有一句至小的話，越發說破了。妳們只顧自己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裏卻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妳們幾個果子，多掐幾支花兒，妳們有冤案還沒處投呢。他們也沾帶些利息，妳們有照顧不到的，他們就替妳們照顧了。”
賈探春的直線式思維還影響到她對管理流程的改革思考。她考慮到，“若年終算賬，歸錢時，自然歸到賬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心裏，又剝了一層皮”。賈探春認爲，“如今這院子是我的新創，竟別入他們的手，每年歸賬，竟歸到裏頭來才好”。對此，薛寶钗再次表示反對：“依我說，裏頭也不用歸賬。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倒多了事。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份的，他就攬一宗事去。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賬房去領錢。”
　　薛寶钗的反對意見顯然是正確的。從純粹的管理角度來說，同樣存在著重複算賬的麻煩，而承包者同樣存在著會被園子裏的新賬房剝皮的可能。因此，薛寶钗所提出的這些物質層面的改革主張，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承包者和衆人的普遍歡迎。薛寶钗是利義全一的高級管理人才。
　　由于賈探春的思維是直線式的，因而她的改革思路只是停留在物質層面上。薛寶钗則不同，她在完成物質層面的思考之後，更進一步展開了精神層面的思考。爲了給改革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薛寶钗提出了配套的改革措施，強化治安管理。她對老媽媽們說：“妳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偷懶總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事實上，薛寶钗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強治安管理，每天晚上帶人各處巡查。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她對改革環境的重視。薛寶钗和王熙鳳一樣，深知管人是要討人嫌的。但她的處理風格卻和王熙鳳完全不同，她在就職演說中說道：“我本也不該管這事。就妳們也知道，我姨娘親口囑托我三五回，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閑，別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太太又多病，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閑人，就是街坊鄰居，也要幫個忙兒，何況是姨娘托我？講不起衆人嫌我。倘或我只顧沽名釣譽的，那時酒醉賭輸，再生出事來，我怎麽見姨娘？”薛寶钗在一定程度上贏得了被管理者的同情。即使是強化治安管理，薛寶钗也不是金剛怒目式的，而是循循善誘，盡可能啓發人們的羞恥之心。
　　事實證明，薛寶钗的這套柔性管理確實具有很強的感化作用，人們對此都口服心服。由于有了薛寶钗的新設計，賈探春的這次承包改革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今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護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的，池中間又有姑娘們行著船夾泥的、種藕的。”同時，生産者的責任性也大大加強了。春燕道：“這一帶地方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著。她一得了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著我們來照看，生怕有人糟蹋。老姑嫂兩個照看得謹謹慎慎，一根草也不許人亂動。”還應該強調的是，與王熙鳳相比，甚至與賈探春相比，薛寶钗實際上並沒有什麽管理實權。但是我們完全可以說，《紅樓夢》中真正的管理權威就是薛寶钗。杜拉克就說過：“不論一個人的職位有多高，如果只是一味地看重權力，那麽，他就只能列入從屬的地位；反之，不論一個人職位多麽低下，如果他能從整體思考並負起成果的責任，他就可以列入高級管理層。”按照杜拉克的這一標准，薛寶钗顯然是以進入“高級管理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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